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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乔致庸和胡雪岩，一个是晋商的代表一个是徽商的代表，那么两者之中谁更富有呢？

乔致庸和胡雪岩，一个是晋商的代表一个是徽商的代表，那么两者之中谁更富有呢？

北有乔致庸的乔家大院，南有胡雪岩的胡雪岩故居。

乔家大院四堂一院，全价票每人148元。半票价每人74元。

胡雪岩故居，20元，学生和老人减半，每人10元。可以刷市民卡。

乔家大院是胡雪岩故居的7倍。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建于1756年，整个院落呈双喜字形，有6个大院，20个小院，313间房屋，陈列了5000多件珍贵文物，反映了晋中的民情风俗，商俗和民间工艺。

乔家大院体现了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看故宫，民宅看乔家。名扬三晋，誉满海内外。

胡雪岩故居，我对它很熟悉，位于杭州市吴山脚下南宋御街东面的元宝街上。下了杭州火车站往南沿着望江路步行10分钟，然后走进右边的河坊街就到了。

胡雪岩故居建于1872年，当时豪宅历时三年，是一座富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又颇具西方建筑风格美轮美奂的宅第，在寸土寸金的杭州市里占地10.8亩，面积5815平方。现在这个区的房价在五万到六万，市值3.5亿。无论从建筑还是室内陈设，堪称中国巨商第一豪宅。

乔致庸山西祁县人，出身商贾之家，本欲走仕途，后来弃文从商，接手家族生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山西富甲一方的商人。九十多岁去世。

胡雪岩本名胡光墉，是安徽徽州绩溪人，13岁到杭州打工，在一家药铺里当伙计，后来当了老板。太平军进攻杭州时，胡雪岩从上海买***，粮食帮助左宗棠，结识了左宗棠，后来创办福州船政局，左宗棠西征平判阿古柏时，为左宗棠借款1195万两***购***军饷，后来官居二品，赏穿黄马褂，被称为红顶商人，徽商的代表人物。创办胡庆余堂药房，赢得江南药王的称号。

1883年，胡雪岩的产业受到各地官僚竞相***，敲诈勒索，引发***失灵，受到外商联合排挤，资产被迫贱卖。最终，胡雪岩被革职抄家，郁郁而终。

从两人的结局来看，乔致庸要比胡雪岩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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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和徽商是完全不同的路子，山西在宋代以前土地尚未破坏之前，强盛体现在文化上。宋以后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稀薄并不适合产粮食，但是并没有穷的名声，因为宋元之后山西开始经商。和徽商不同的是晋商的发达并不依靠官府。比如浙商靠水道，徽商靠盐，这都是官服给予的特权。晋商的商业思维在做普通人的生意，在古代中国，可以做的大生意主要是五种，盐铁茶丝粮，盐铁官服做，粮食山西不产，能做的就是茶丝。

晋商在这个基础上，南下贩丝茶，一路卖到俄罗斯和欧洲，在那个年月这本身就是壮举。再说财富流转。到乔治庸之前，乔家经商也已经四代。而胡雪岩只有他本人，之后庆余堂，并没有很大起色。徽商本身没有特别大的全国性商人，除胡雪岩以外，并没有听说别人也算厉害，而祁太平三家县乔家最初不算最富。可以想见晋商生意之大，时间之久。

有人说乔治庸是土财主，只能说明你了解的晋商和徽商只是一部电视剧和一本***。这种论断不值的反驳。直说一个雍正皇帝给山西巡抚的批复，直说在清朝其他省都是读书为重，其次种地。而山西恰好相反，山西一等人才经商，二等人才当兵，读书种地是家里没出息人干的。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晋商势力庞大，试想如果经商不赚钱，不会这样。

在明晚期晋商已经是完整经纪人制度，各店掌柜是可以跟东家分红，东家不过问具体经营细则。后期伙计都可以分红，这种思维先进几百年。

还有文化上，晋商虽然不热衷科举，但是重视儒家道统，经商以诚信为本，最后的谢幕可以说是所有山西商号用事业生命诠释了诚信这两个字。说一个细节，晋商大富之家不许纳妾，胡雪岩大概不是一个老婆吧。晋商的掌柜，东家，甚至各店伙计都不许纳妾，不许养戏子包***，不许荒年放***。这都是很先进的商业思维，我个人认为也是财富的一种。

好吧写了这么多，发现跑题了。又不舍得删，你们对付看，别喷了就。

先说答案：从自家财富论，乔致庸应该比胡雪岩富有；从调动资金论，胡雪岩能调动的资金要超过乔致庸。

正文：

不要相信网上流传的胡雪岩家产3000万白银这种说法，不然按照胡雪岩钱庄经营特点，胡雪岩钱庄可以吸纳3亿两左右的白银，而大清朝接近灭亡时，全中国所有中国银元、外国银元、银两、铜钱、铜圆、中国纸币、外国钞票加在一起，折银才15亿两，这个数字已经比1851—1860年间货币流通量增加了的3.46倍（燕红忠：《货币供给量、货币结构与中国经济趋势：1650—1936》，刊于《金融研究》）

难道胡雪岩钱庄储蓄了清朝全国1/3的现金？这显然不可能，所以胡雪岩身家3000万不可信。

那么乔、胡两人究竟身家有多少呢？

根据《清稗类钞》记载，乔致庸身家大概在800万两白银上下；而根据比较可信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下的胡光墉条目显示，在胡雪岩与左宗棠结识之初，胡雪岩的身家大概在280万白银，这还是包括当铺、金银铺、钱庄、药铺等诸多产业的总产值。

但是，这毕竟是胡雪岩初期的财产，在他事业顶峰应该不止280万两白银的身家，那么，胡雪岩身家该怎么计算呢？

我们还可以统计胡雪岩在生丝生意上究竟投入了多少白银：根据中外史料，包括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许士爵士于1884年上报的《商务报告》的数据，我们可以肯定胡雪岩囤积的生丝总数在15000—27000包左右。

那么这个囤积价格按照1881年上海《申报》的报道：“（生丝价格）今日三百数十两者，明日即昂至四百余矣，又隔宵而五百余矣……”，按照350两/包计算，27000*350两=9450000，我们可以肯定说胡雪岩在这次生丝收购战中至少动用了9450000白银以上。

那么是不是说胡雪岩总资产超过1000万两白银呢？不可以。

因为胡雪岩金融帝国的核心是他的阜康钱庄，而当时南方钱庄和山西票号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钱庄对资金要求没有山西票号那么变态，按照当时《申报》的说法，南方钱庄本金“至多不过五万，少不足二万余”。

南方钱庄本金少原因有二，第一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南方普遍陷入“钱荒”，当时中国江南地区最大的白银货币供应点是印度，因为英国人在印度新建了造币（银元）工厂，专门用于和中国做生意；第二，南方钱庄服务对象就是普通老百姓，南方钱庄即使在最鼎盛时期也只有寥寥几家钱庄参与到***税金的汇兑业务，所以对资金需求没有山西票号那么强烈。

而山西票号一开始就是做大商人和清朝各地***汇兑业务，那都是需要提前垫资的，没有上百万的现银是没法做清朝各地***的汇兑业务的。

“以小博大，十万银子作百万的生意，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帮就是会做生意。”

这话很可能不是胡雪岩说的，是后人杜撰，但是这个话确实很清楚明白的显示了胡雪岩做生意的特性，这和以乔致庸为首的山西票号有本质区别。

之所以为什么南方钱庄幕后老板都喜欢让子弟考科举或者自己捐官的原因：用顶戴为自己的钱庄信誉做担保。毕竟对于主要面向小商人和普通老百姓的钱庄而言，四品顶戴很有说服力了。

胡雪岩这招管用吗？当然管用，胡雪岩阜康钱庄倒闭时，仅当时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一人就在胡雪岩钱庄存了36万两白银。

而山西票号的经营者为什么不热衷让子弟考功名？早在经营清朝各地***汇兑业务的时候，山西票号的财力也已经经过清朝朝廷的考验了，再说了，山西票号往来都是各省藩台、巡抚、总督，以及京城的户部***，一个六、七品进士或者一个四品道台，也在这种汇兑业务中起不了什么增加信誉的作用。

最后，再说一个有利旁证，来证明论真实身家，乔致庸应该在胡雪岩之上。

众所周知，胡雪岩金融帝国崩塌的真正原因不是生丝生意失利，而是源自1883年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的外因是中法战争爆发，清朝海战全面失利；内因则是外资银行和山西票号在1883年10月要求以上海为基地的南方钱庄归还总计高达500万两白银以上的“拆放”和“长期”***。

当时上海的字林西报是这么评价的：“故资本不过数万金之庄，而放账竟多至数百万。当各项贸易盛时，钱庄固获厚利，及其市运式微，凡并无真本之行号，一遭折阅，倒闭纷纷，钱庄受累不浅……一旦票号留银不放，银行拆票不通，处处受挤，则为人倒者亦转而倒人矣。”

而根据统计，到了1883年年底，上海年初尚存的99家钱庄就剩下10家了，倒闭钱庄就包括胡雪岩的阜康钱庄。

再说一句题外话，在胡雪岩破产的第二年，也就是1884年，乔致庸家的大德通票号在光每股分红是850两白银。

按照字林西报所说的南方钱庄经营特点以及胡雪岩收集生丝动用的资金数量计算，胡雪岩1883年全部身家应该在500—700万两白银之间。

综上所述，乔致庸的家产应该是超过胡雪岩的，但是能调动的资金，乔致庸应该是不如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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